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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创新,委员们关心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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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三思派 作者: 发布时间:2019/3/7评论:0+收藏文章
  曹雪涛:建设实体化海外中心 让国际化人才为我所用
  
  “高精尖缺”人才总量不足极易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而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部分海外优秀人才来华工作受到限制,给我国的引智工作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我国缺乏足够多具有引领性和前沿性的世界级研究与产业平台,在全球范围率先实现原创性理论突破和先进性科研成果产业化的能力不够。应尽快梳理关键技术和瓶颈问题,进行领域选择性系统布局,从国家层面推进实体化海外联合研究中心建设,助力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英国伦敦牛津剑桥、美国波士顿纽约及西部湾区等全球创新高端活跃区域名校云集,也是世界范围人才积聚高地。如果与世界顶级研究机构、大学、企业合作,有选择性地设立区域性实体化“中外联合研究中心”,在不改变海外人才既有科研条件、生活环境前提下,可迅速实现国际化人才汇聚和为我所用。同时,借助“中外联合研究中心”网络体系,通过与国外高科技研发体系互动,借力国际创新资源,将国际最新研发成果和技术融入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助力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提升。
  
  ——《科技日报》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2019年3月5日)
  
  武向平:科技评价体系“崇洋”,是骨子里缺少“自信”
  
  我们仍然在热衷于引进“洋”博士或博士后,“土”的压根就不在考虑之列;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我们数数论文和专利就可以给出从“跟跑”一跃而“领跑”世界的结论;科技论文,发表十篇《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仍抵不过一篇《自然》《科学》,后者依旧被捧为科技期刊的“圣经”。
  
  只有当人才的“帽子”回归荣誉称号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全社会都满怀自信地学习却又不是供奉各类优秀科技人才,我们的科技人才计划才能为社会所尊重,并为科技进步带来正能量。
  
  三个月就要“成果”,两年就要“发现”,五年就要“领跑”,在这种体系下,看不出进展或进展缓慢的项目,得到后续支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没人敢承担五年做不出成果的后果。科技管理体系造就的短周期、重数量、逼成果式的项目考核机制,表面上看违背了自然科学探索的基本规律,而实质上却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不敢放手让科技工作者去自由探索,于是便给科学发现规定了时间、规定了任务、规定了模式、规定了标准。
  
  当我们树立了文化自信,我们就能理性地对待科技项目自立项、实施到考评的全过程,我们就能放开对科研人员的束缚,让科研项目回归自由探索的广阔天地,让科技工作者跳出思想和行动的牢笼,敢于冒风险、求真谛。只要科技工作者坚持文化自信,中国就有能力、有信心参与并引领自然科学的时代变革,屹立在世界科技舞台的中央。
  
  ——《中国科学报》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平(2019年3月6日)
  
  郭华东:打通“孤岛” 让大数据之光普照未来
  
  数据不但正在加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作为人类的新型战略资源,大数据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高地。大数据带来了科研方法论的变革,正在成为科学发现的新引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很不平衡,“数字鸿沟”现象明显。有的国家缺乏基础设施,有的国家对地球大数据的运用能力较为薄弱。但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宝贵的观测数据“躺”在科研机构的数据库里,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科学数据的积累、开放、共享,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推动力。科学大数据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之一,就是数据能否实现共享。
  
  应尽快推动建设科学大数据方面的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实现对重要科技数据的长期保存和集成管理;建立国家科学大数据研究中心,服务于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科研机构;同时还可以发起科学大数据国际论坛与国际联盟,开展双边或多边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我们应以科学大数据为抓手,让大数据成为各国共建的和平使者,让大数据之光普照未来。
  
  ——《中国科学报》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2019年3月4日)
  
  何建华:要给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的机会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头,但我国的重大原始创新却很少。我国的基础研究要想走到世界前沿,必须彻底改变目前存在的科研体系急功近利的氛围,营造和建立能使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十年磨一剑”的科研氛围。而科研评价体系作为指挥棒和风向标,对科研氛围的培育与建立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迫切需要对现行科研评价体系进行改革。
  
  第一,对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给予持续、稳定的经费支持和适当的待遇水平,并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对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科研人员(如副研究员/副教授以上)给予稳定的基本支持(适当的待遇和研究经费),允许自主选题开展研究。同时,对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采用中长期考核评价为主(3年、5年、8年等),鼓励科研机构以实现重大原始创新为目标,自主部署研究方向、组织研究团队。
  
  第二,对科研机构和科研团队的评价考核,主要关注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对取得重大成果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团队给予重奖。一般性论文成果仅作参考,对于各类人才和承担课题的数量也仅作一般参考,这些只是取得原始创新成果的有利条件,而非成果本身。
  
  第三,对于如何界定什么是重大原始创新,需要学术界逐渐形成共识。现阶段,可以国家科技奖励一等奖及以上奖项和有共识的国际科技大奖作为认定标准。
  
  第四,促进基础研究重大原始创新,呼唤新的科研体制机制,涉及多个方面的改变与改革。评价体系作为其中的重要环节,具有风向标的作用,适宜作为切入点先行改革,最终推动整个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
  
  ——《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海光源二期工程总工程师何建华(2019年3月2日)
  
  沈南鹏:进一步激励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基础科学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全球科技竞争不断向基础研究前移。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增长的同时,过高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社会力量投入占比甚微等问题也较为突出。
  
  社会力量可通过捐赠和设立新的民间科研机构为基础科研拓展增量空间,但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中用于基础科研的资金比例不高,为此亟须引导社会各界加大长期投入力度,建议通过税收优惠、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等方式建立良好的配套激励机制,鼓励科学家潜心研究,营造追求卓越、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我希望国家能够引导嫁接更多社会资源,一方面搭建各个科研院校和企业之间创新研究的平台,一方面提高社会对科学家贡献的深度认知,像表彰民营企业家一样大力表彰科学家。
  
  ——《新华网》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2019年3月5日)
  
  刘尚希:科研院所的绩效工资总量管理使国家创新政策难以落地
  
  通过对科研院所的调研发现,绩效工资总量政策已不合时宜,束缚了科研单位的创新发展。建议应当全面深化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调整绩效工资政策思路,放开总量管理,激发科研院所创新活力。
  
  绩效工资总量管理是过去计划体制的延续,其对绩效工资的功能作用考虑不足,功能上有“绩效”之名,难有绩效之实。名义上分类管,实际是“一刀切”的直接控制,无论公益一类还是公益二类,甚至无级别、无拨款、无编制的“自筹”型科研院所,也要纳入其中。政策原则是“升低稳高”,实际上是变相的“大锅饭”,对科研院所的绩效激励名存实亡。
  
  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台了若干促进科技创新的文件,为使政策落地,不得不绕开“统得过死”的绩效工资政策,形成了越来越多的“例外”。这些迫不得已的“例外”增加了政策实施的社会成本,绩效工资政策与当前创新激励不相容,最终可能成为阻碍创新发展的“僵尸”。绩效工资总量管理之所以不合时宜,政策设计有缺陷是表面原因,政策理念过时是根本,建议:一是建立以创新发展为目标的科研院所自治体制。二是实施绩效管理为主的宏观管理。三是实行以绩效目标为牵引的宏观科研预算管理。
  
  ——《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2018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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