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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制造强国建设 | 科技创新需重视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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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求是、光明日报 作者: 马建堂、张鸿武发布时间:2018/7/17评论:0+收藏文章
 

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制造强国建设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制造业质量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做强实体经济、继续抓好制造业作为国家的重大战略选择,着力推动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战略思想,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总体要求和战略部署,主动应对其他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全球制造业呈现大调整大重组、重构竞争优势新态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推动“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的“胜负手”之一,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发达国家集中发力于高端制造领域,新兴经济体则依靠低成本优势致力于建设新的“世界工厂”。全球制造业呈现出高低两端同时发力、分化组合、重构优势的新特征。但从全球看,“制造业回归”之路并不平坦,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仍是大势难改。  

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呈现梯级发展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制造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成为经济复苏和振兴的主战场,也成为重构国际分工体系的主战场。发达国家利用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占据着高端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智能制造的推进速度和成果超乎想象。发达国家制造业最突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产品承载着科技创新能力,研发活动聚焦于高科技领域。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美国在制造业基础及最前沿科技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紧随其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地位也在不断巩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后整体上出现了实体经济不振的趋势,在新一轮制造业竞争中出现“脱实向虚”的势头。但部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依托低要素成本,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低端制造业向其转移明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分工格局正在加速重构。  

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回归”作为应对危机的战略选择。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制造业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以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与渗透融合为突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全球范围孕育兴起,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美欧各国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战略,试图以制造业的振兴摆脱危机,努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2009年以后,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战略,并采取了税收优惠、出口促进、降低能源成本、鼓励先进制造等措施,成为G7中唯一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国家。2011—2016年,美国制造业人口每年增加约22万人,年均增长1.5%。从增加值看,美国制造业年均增长0.8%,虽然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但已经出现明显改善。新兴市场国家也不甘落后,致力于发展制造业,如印度发布“印度制造”战略,将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但总的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受全球市场萎缩的影响,出现了金融房地产业超过制造业、甚至超过的幅度明显扩大的现象。  

“再工业化”难以改变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规律。尽管发达国家在“再工业化”方面付出很大努力,“制造业回归”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长期看,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上升、工业比重下降的“去工业化”大势难改。作为先行工业化国家,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去工业化”过程,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上世纪90年代后,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加速转移,这一过程持续推进。美英法日德五个发达国家服务业均维持2/3以上的比重,英国甚至达到80%,“去工业化”已成为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从危机后“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任务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重点不是重振传统产业,而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利用信息、生物、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发展能够支撑未来经济增长的高端产业,即聚焦产业升级换代。从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些国家“脱实向虚”的趋势,一些国家掉入了工业化“未完成”而制造业比重“先降低”的陷阱。总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这些努力尚不足以扭转制造业所占份额长期下降这一大势。

二、在国际制造业竞争新格局下,中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回归”浪潮中,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中低端制造“流入”同时发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同时,国际贸易中围绕高端制造业的博弈正在加强。我国制造业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口,挑战大,机遇也大。  

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是我国4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我国的工业化历程是世界奇迹。改革开放40年来,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一制造大国。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工业制成品出口约占全球1/7,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业是美国的1/10左右,2015年产值比美国高出30%。1970—2012年,第二产业占比均在4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产业。2008年以来,我国工业也出现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新特点。2013年服务业占比超过工业,但制造业内部结构优化,加快向中高端迈进,“制造业+互联网”方兴未艾,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快速增长,占比稳步提升。2017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比增长11.3%和13.4%,增速分别高于整个规模以上工业4.7和6.8个百分点。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工业及制造业比重下降偏快。伴随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增速合理回落总体上是合乎规律的,但也要看到工业占比回落过快所表征的“脱实向虚”倾向。1991—2000年,我国工业年均增长13.6%,到2016年降为6%,增速回落一半多。工业增速下降的同时,我国工业及制造业比重自2006年开始下降。2006—2016年,工业占比10年间由42%降至33.3%。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相比,降速显然过快。制造业占比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占比的差距,1990—2008年在23个百分点左右,2016年缩小为11个百分点。2013—2016年,工业就业人数占比连续下降,从30.3%降至29%左右。当前我国工业相对地位下降,既有加快经济结构优化、转向服务主导型经济的正面因素,也有做实业太难、金融服务不到位等负面因素,值得警惕。  

国际贸易中的制造业博弈对我国构成现实挑战。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是标,制造是本。当前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实质上是围绕制造业展开的一场博弈。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长期保持制造业高端领域的竞争力,遏制后发国家跻身高端制造领域。这对我国正在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的进程,无疑构成了现实挑战,但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制造业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加速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决心。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实现由大变强。

三、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夯实立身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高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紧紧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历史性交汇的机遇,推动我国制造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生命科学领域孕育新的变革,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新能源技术正在引发全球能源变革,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疆域。我国经过几十年发展,制造业增加值跃居世界第一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产业配套能力,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我国制造业已经具备了向高质量发展、向高附加值攀升的基础条件。我国产业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高新技术和战略性产业十大重点发展领域,是未来我国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将开放倒逼和合规支持更好地结合起来,促进我国高端制造业加快发展和整个工业转型升级。  

汲取发达国家制造业演进特别是“去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巩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既要顺应产业结构演进大势,更加精准地促进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要珍惜和发挥我国制造业大国优势和形成的产业基础,争取我国制造业占比在2035年以前都保持在20%以上。要更好地发挥我国工业门类齐全、制造业能力全球第一的宝贵优势,保障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安全。  

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更好发挥金融业、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处理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切实放宽中小银行准入,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扩大金融业开放,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打通资金与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高新技术制造业,以金融高效率提升制造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快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服务业发展迅速。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是单纯的提升服务业比例,而是重在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相互促进。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以“专业和商业服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一直快速发展,占比从1950年的3.5%升至2016年的12.4%,而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仅占8%左右,发展空间很大。要积极推动技术、资金、人才、服务向实体经济汇集,加快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这是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

 

(来源:《求是》 作者:马建堂)

 


 

科技创新需重视技术基础设施建设

 

正如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技术基础设施是实现科学技术升级和创新的重要基础。技术基础设施不同于科技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特别是国家投资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侧重于创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多强调科技创新在硬件方面的投入。而技术基础设施特指技术创新中的一类基础性资产,既具有传统基础设施的属性,又包含一定的知识产权,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专用技术是技术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技术基础设施更多强调科技成果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是连接基础科学与企业创新活动的桥梁,在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国际看,随着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中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变得愈发重要。从国内看,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创新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17》中国排名跃居第22位,但不可否认,中国与技术前沿国家相比在知识基础、核心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等领域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多数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中技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是制约我国现阶段科技创新的瓶颈和薄弱环节。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技术和技能积累,完善全链条的创新支持体系,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在当前新技术革命发展趋势下,改变我国技术创新现状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的技术基础设施方面主要面临以下方面的挑战:

  一是面临着科技创新模式的转变。一般而言,科技创新有两类模式:第一类是追赶型创新,其最大优势在于技术进步的方向明确,可通过整合政产学研用等资源对国外领先技术进行模仿和二次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由于追赶型创新通常以国外产品原型和技术为样本,多数处于创新链的中后端,技术复杂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对技术基础设施要求也较低。第二类是自主型创新,此时技术创新的目标呈现较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企业充分依托技术基础设施,即通过应用直接产生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等,完成自主研究开发到产业化的创新长链条转化。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追赶型创新到自主型创新转变的关键时期,适应市场需求的原始创新和科技源头供给不足成为制约创新的重要障碍,亟须政府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技术创新和商业化推广应用提供各种软硬件支撑,保障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面临着技术创新的快速变化。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都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航空航天等在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信息化浪潮给技术创新带来了深刻变化,也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与以往的技术创新相比,新一轮技术创新的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幅缩短,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更快,创新的风险增大。此时唯有将技术快速市场化才能实现技术优势向技术竞争力的转变,这势必要求企业加快从技术研发到市场化应用的进程,实现快速创新、连续创新。然而,目前我国科技研发活动及部分高质量科技资源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而技术应用的主体集中在企业,连接两者的技术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导致技术转移中存在诸多障碍,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进程迟缓,企业难以在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环境中顺利获取和提升技术能力。

  三是面临创新主体的变化。从新兴技术产业已有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小企业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活动为创新和经济增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获取新技术和适应快速市场变化中更具灵活性,表现出更大的创新活力和潜力,因而也成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重要主体。但是,中小企业本身研发资金不足,研发能力有限,其创新和发展需要大量的技术基础设施和良好的创新环境作为支撑。而我国目前支持创新的公共政策长期以来忽视了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导致其获取和提升技术能力的难度较大,创新潜力难以发挥。

  四是面临技术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从目前我国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实施的一系列科技计划及相应的创新支持政策呈现出明显的目标导向性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技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然而,这种模式正逐渐变得不再适应当前新技术革命对技术基础设施的要求。在现阶段,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高度融合,信息技术渗透到各领域之中,行业和技术交叉的程度日益提高,从而要求技术供给与需求高度协调统一,但政府主导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过于关注科技创新的供给,忽视了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割裂了技术供求之间的内在联系,企业作为技术研发商业化应用和推广的主体,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致使科技成果难以被企业吸收和利用,技术成果过剩和不足的现象同时存在,研发资源的产出效率较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解决上述问题,进一步加强我国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着重于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应统筹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前瞻布局。技术能力决定了企业乃至国家的竞争实力,新技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自主核心技术、提升技术能力、实现技术赶超的契机。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微观上可加快技术积累,改善当地企业对技术能力的获取,宏观上更是经济增长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深刻认识到技术基础设施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性,确立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地位,加强创新的宏观战略研究,强化对国际科学前沿重点领域和方向的谋划,准确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特别是要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行业发展方向,加强技术基础性设施建设的战略谋划和前瞻部署,扎扎实实打基础,集中力量构建和完善技术基础设施。

  其次,应加大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技术基础设施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而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专用技术是技术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共性技术是科学知识的最先应用,是基础研究迈向市场应用的第一步;而以科学和工程数据、测量和测试方法、生产实践和技艺、界面等为主要构成的基础技术作用于研发、生产和营销的全过程。共性技术缺乏以及基础技术能力薄弱是制约我国创新发展和产品质量提升的症结所在。政府应在充分利用现有科技资源的同时,加强财政资金对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重点投向共性技术、基础技术等影响创新的关键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共性关键技术和行业基础技术的研发,夯实创新发展的基础,完善创新发展链条,着力破解制约创新发展的瓶颈。

  再次,应支持和引导企业参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基础设施作为特殊的公共物品,处于前竞争期,回报难以预期,因而企业参与意愿不高。政府在对新技术发展趋势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情况下进行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则易产生偏差,导致供需的不匹配。因此,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应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导向,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基准,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联盟等新模式,充分吸纳企业参与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和实施,发挥行业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以及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基础科学研究作用,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产用结合、以市场促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机制,加快技术积累和科研成果转化。

  最后,完善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和保障。相比传统物质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的构建更具挑战性,因此政府的相关制度建设和保障尤为重要。首先,应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新科技管理方式,如支持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开放共享的基础性法律、知识产权的保护使用及政府采购政策等,切实推进技术基础设施制度建设;其次,应以技术能力获取导向为宗旨,通过财税、金融和投资政策引导和扶持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支持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效机制,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再次,应组织实施技术基础设施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健全人才流动和使用的机制体制,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吸引、培养和稳定人才队伍,为凝聚杰出研究人才、集聚科技创新队伍、整合优势资源创造条件。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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