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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疆创新:打造天空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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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工业评论》 作者: jane发布时间:2016/4/29评论:0+收藏文章
  深圳大疆创新科技公司(下称DJI)现在占据着全球无人机市场45%的份额,在美国地区也拿下了超过30%的市场份额。在2015年的金球奖颁奖典礼上,DJI无人机实时传送航拍画面;在尼泊尔7.8级大地震中,救援人员依靠无人机来绘制受灾地区的地图;美国爱荷华州的农场主利用DJI无人机监测麦田;DJI的无人机还出现在《权力的游戏》和最新一部《星球大战》电影的拍摄现场。
  
  在民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深圳DJI已经是公认的领导者。在DJI深圳办公楼唯一对外开放的14楼,最“闪”的也莫过于DJI“名机堂”,展厅内展示了DJI在市场上的所有产品,从飞控、无人机到云台,涵盖了多年来DJI的明星产品。
  
  然而回溯到并不久远的2006年,那时DJI初创,创始人汪滔还在香港科技大学宿舍中痴迷地研究无人机。
  
  伯乐识马
  
  汪滔出生于1980年,在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杭州长大。和很多小孩子一样,他有着自己的孩童梦想,对天空充满了想象。和其他很多小孩子不同的是,他把这个梦想坚持到了现在,并且还将坚持下去。也因为这个梦想,汪滔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与航模有关的读物上面,而这种时间分配,也让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
  
  高中毕业后,汪滔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在那里学习电子工程专业。在大四进行小组项目开发时,也许是心底里对天空的那份梦想一直都在悄悄生长,冥冥中引导着他,他选择开发了一套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人生的轨迹由此发生改变。
  
  为了这个小组项目,汪滔可谓付出了一切,逃课、熬夜到凌晨5点。然而,他开发的这个机载飞行控制系统的悬停功能在班级展示前一晚出了问题。幸运的是,他付出的心血并没有白费。香港科技大学机器人技术教授李泽湘慧眼识珠,发现了汪滔的领导才能以及对技术的理解能力。在他的引荐下,这个性格倔强的学生上了研究生。而汪滔也在悬停功能展示失败后,自己在家里干了几个月,最终把飞控技术做成功,并随即就决定创业,把研究成果转化出来。
  
  2006年,汪滔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了DJI,并和自己的两位同学来到了中国制造业中心深圳,开始在一套三居室的公寓中办公。汪滔将他在大学获得的奖学金的一部分拿出来搞研究。他们曾向中国高校和国有电力公司等客户售出了价值6000美元的零部件,这些零部件被焊接在他们的DIY无人机支架上。
  
  在通向天空这个市场的路上,DJI像刚会走路的孩子,蹒跚起步。相比于今天蜂拥而出的PPT创业者,对技术创新毫不妥协、对梦想始终坚持的汪滔也在DJI官网上透露他对DJI的期待:“我常常在想,皇帝穿着所谓最美的新衣游街,却只有孩子敢指出真相。而现在的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却连敢大声指责的孩子都没有了。事实上,没有不需要埋头苦干就能获得的成功,没有只靠PPT就能得到的财富,没有从天而降的高科技。追求卓越,需要无数苦思冥想的深夜,需要连续工作72小时的执着,更需要敢于大声说出真相的勇气。”
  
  “汪滔是否比别人更聪明,这我倒是不清楚。”李泽湘说,“但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人不见得在工作中就表现非常突出。”李泽湘是DJI的早期顾问及投资者,现在则是该公司董事会主席。
  
  发掘天空之城
  
  汪滔说:“DJI就是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这里由一群从不妥协、极富洞见、坚持梦想的人聚合而成。我们坚信实干而非投机,坚信梦想而非功利。我们坚决践行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法论,从创始之初至今从未改变。”
  
  由从不妥协、极富洞见、坚持梦想的人聚合而成的DJI,确实在十年之间站在了行业之巅,开启了全球飞行影像新时代,展现出改造世界的无限可能。
  
  汪滔是技术执着派,当初像无人机这种门槛高却没有太多市场的蓝海领域,做好了确实是个巨大的机会,做不好没准就陷入泥潭。汪滔不是商场中的急功近利者,他选择了技术研发这条最难走的路,也因此几度陷入困境。最艰难的时候,DJI账上只有2万元现金。在收手和赌一把维持下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他试着出售最后一批设备,幸运的是,东西卖出去了,DJI活了下来。
  
  随着核心团队的建立,汪滔继续开发产品,并开始向国外业余爱好者销售。这些人从德国和新西兰等国家给他发来电子邮件。有些用户提出无人机应该从单旋翼设计走向四旋翼设计转变,因为四旋翼飞行器价格更便宜,也更容易进行编程。DJI开始开发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更为先进的飞行控制器。开发完成以后,汪滔带着它们到一些小型贸易展上推销,比如2011年在印第安纳州曼西市举办的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大会。
  
  到2012年晚些时候,DJI已经拥有了一款完整无人机所需要的一切元素:软件、螺旋桨、支架、平衡环以及遥控器。最终,该公司在2013年1月份发布“大疆精灵”,这是第一款随时可以起飞的预装四旋翼飞行器:它在开箱一小时内就能飞行。得益于简洁和易用的特性,“大疆精灵”撬动了非专业无人机市场。
  
  这款无人机的零售价只有679美元。汪滔说,“我们开发了一款入门级产品,旨在避免与竞争对手展开价格战。”然而,“大疆精灵”无人机不久即成为DJI最畅销的产品,令公司的收入增长了4倍。更为重要的是,这款产品还被销往全世界——这种趋势还延续到今天。在DJI的总营收当中,美国、欧洲和亚洲等三个地区各占30%,剩余10%则由拉美和非洲地区贡献。
  
  阿基米德曾经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无疑,汪滔撬动了无人机市场的市场支点,从此以后,天空不再只是与风共舞,属于每个人的天空之城的故事真正开启大幕。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滔应当被镌刻在历史的天空。
  
  继“大疆精灵”之后,悟Inspire、手持云台相机OSMO、如影RONIN等多个系列也陆续开发推出,入门版、标准版以及专业版,让用户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DJI的拥趸不乏一些社会名流,包括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内。也有传言称,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为了DJI的无人机,买了台iPhone。
  
  这也是让汪滔感到骄傲的地方。“中国人总认为进口产品的质量一流,而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一般。好像我们自己的东西总是二流产品。我对整个市场环境感到不满意,想要做些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他说。
  
  追求完美
  
  汪滔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在同事的眼里,汪滔没什么架子,但是比较崇尚有品位的东西,对于垃圾的产品,就算不要钱也不会要,好的产品,就算再贵,也还是会买。对于自己公司做得不好的东西,会直接骂这是什么垃圾设计,和当年绝不妥协的乔布斯有一拼。
  
  汪滔自己也心知肚明,但他就是不能容忍DJI出品不太有品位的东西,并因为不能容忍,数次推翻无人机原型设计。“日本的工匠在不断追求完美。中国人有钱,但是产品却很糟糕,服务亦是如此。如果要造出好产品,你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
  
  他提到,真正的魔法产品,是用五千个点子磨出一个产品,好想法要变成好产品,需要大量的加工。事实上,越漂亮的东西,需要打磨得越久。品味这种东西,说起来容易,落实到产品中,汪滔和乔布斯一样也会觉得过程很痛苦。在DJI,像精灵和Inspire这些主打机型设计过程中,毁在汪滔手里的模型不在少数。但是看一看DJI推出的精灵和Inspire系列,就知道他们注定将成为无人机造型的经典。
  
  老板追求完美,团队会是怎样?走进DJI,你会发现这里的团队确实与众不同。同事各怀奇才,做事非常给力,大家都满怀技术激情,愿意为产品投入时间、花费精力,愿意探索新事物,拥抱新技术。而这里也给团队成员足够飞的高度。只要有想法,有技术,想打造好的产品,公司可以给研发人员很大的空间,让每一个天才都能做自己想做的足够酷的事情。创业的三年,DJI的员工猛增到数百人。航拍产品一天一天在进步,一代一代在改善,遇到问题,大家加班加点想办法,只是为了让飞行更高更远更快更安全,拍摄更清晰更专业更方便。
  
  在DJI,最为忌讳的是背书本。如果你脑子里全是死的知识,估计职业生涯也快到头了。一个流传的故事是,早年研发三轴云台的时候,有人拿着书本跟汪滔讲DJI的设计需求比标称值高了几十倍,不可能实现。汪滔偏偏不信这套东西,带着一个团队最终做成功第一代电机直驱云台,这在当时是人们不能想象的技术,绝对是“牛技”。在他看来,如果钻在书里不出来,那无疑于被书所困,自己障碍住了自己。
  
  汪滔的这种行事和思维方式,应该说受李泽湘教授的很大影响。当年的香港科技大学管理比较开放,实验室的学生有参加比赛的项目,有自己研发、开发自己梦想的项目。从李泽湘实验室出来的20多个学生,现在有好几位都自己做成了公司,DJI只是其中之一。
  
  追求完美的个性,也让DJI与竞争对手之间摩擦不断。比如与GoPro的纠缠。GoPro的创始人尼克·伍德曼当时风头正劲,想把飞机变成相机的附庸。但汪滔认为相机才应该是无人机的附庸。道不同不相为谋,DJI和GoPro的合作泡汤,分道扬镳,而GoPro一怒之下也宣布要做无人机。不过DJI抢先一步发布手持云台相机OSMO,烧到了GoPro的后院。
  
  其实,即使没有GoPro,DJI也从来不缺竞争者,做芯片的英特尔、高通,做多旋翼的Parrot、3DRobotics,都是市场中的强手。这里,高通风险投资还是3DRobotics的投资方。在国内,也有零度智控和极飞科技等诸多对手。虽然看不见硝烟,竞争却是激烈非常。
  
  远见与卓识
  
  汪滔对产品有着敏锐的直觉,在同事看来,他平时的表现也更像个搞艺术的,根本不像工程师。但是他的远见卓识与自我驱动能力,却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对产品有着出色的把握能力。由于无人机飞行姿态不稳定,所获取的影像存在旋片角大、畸变严重等现象,造成稳定性差、清晰度上不去等让用户体验不佳的问题。这些都是无人机研发的痛点。当时,知道这些痛点的人不止汪滔一个,但是汪滔把这些痛点放在了心里,当成了自己的痛。对于这些痛点,汪滔当年列了一个愿望清单,就是要解决稳定性、清晰度、传输距离三个问题。后来的DJI无人机产品,也基本上围绕这三个痛点展开的。飞行控制、四轴和云台都是围绕稳定性来开发的技术。对清晰度和传输距离,摄像头从早期的畸变效果升级到Phantom 4相机的4K/30fps和1080p/120fps视频,高清图传输极限距离达到5公里。而解决这些痛点,花了DJI九年的时间。
  
  如今,Phantom 4相机镜头针对航拍进行了专门优化,94°视角、f/2.8光圈的超低畸变的镜头成像清晰锐利。与Phantom 3相机镜头相比,畸变降低了36%,先进的制造工艺将色差降低了56%,并显著消除暗角,精准还原每一个细节。最近对焦距离降低至1米,无论拍摄近景还是远景,都能清晰成像。
  
  汪滔想让人们利用无人机充分发掘人自身的创造力。在自拍随处可见的今天,用多台无人机从不同的角度对目标进行跟拍,这是以前的消费生活无法想象的。因此,DJI提供的不止是实现创意的工具,不仅是自拍的工具,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DJI目前的成功来源于汪滔和他的团队对天空的远见卓识。
  
  让创意自由地飞
  
  汪滔还对目前热炒的机器人有着自己的看法。毕竟机器人需要完成感知、计算、传输、执行这四件事,DJI都做到了。但汪滔依旧显得很谨慎。追求完美的顽疾让他还是觉得技术不够完善,DJI可能需要一个更合适的新机会,去扩展到更多机器人领域。而机器人自动化,在汪滔眼中,也确实有着相当大商机,甚至会如他一直期待的一样,会“改变全世界”。
  
  事实上,DJI已经将一个称为RoboMasters的机器人大赛运作了三年。在这项机器人对抗赛事中,DJI给每个参赛队伍发放了数台形似“遥控车”的机器人,这款机器人的主控和无人机的飞控一脉相承,技术上非常先进。
  
  这项比赛虽然和DJI现在的主营业务毫无关系,DJI却拿出了5000万元人民币承办。最初DJI对RoboMasters有两套方案:一是继续以小规模夏令营的方式举办;二是重金承办,将其推向全国。最终汪滔拍板了后一方案,同事们的感觉是,“这个决定几乎没有办法用财务逻辑来推演”。
  
  因为无人机和机器人二者技术相通,人才也相通。这也让DJI意识到挖掘和培养中国自己的工程师这一过程的重要性。而汪滔的本意,就是想让工程师、发明家也能当明星,让每个人心里的梦想和创意都能在现实中飞。RoboMasters,也许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已然成为汪滔理想的一部分。
  
  谈到未来,汪滔更像一个现实主义者,和那个追梦的他截然不同。他说,现在的无人机产业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就像汽车刚刚发明时,发动机经常要坏,车也不够安全,全身上下都不能和现在比。所以短期内,无人机产业的主要还是要沉下心做一件技术攻坚的事情。未来可能随着技术的改进,无人机性能还会不断提升。
  
  走向未来的成长总是会有烦恼的。如今的DJI员工数量今非昔比,组织的管理问题会不会与汪滔的思考速度保持一致?会不会落入中国很多公司体积变大、效率变低的窠臼?汪滔曾提到教育的意义,他引用了德国的教育宣言,就是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汪滔自身的自我驱动能力,事实上也是这种有意义之选择的体现,是对自我梦想实现的内在激励。而如何建立起一套严谨、高效的公司运营机制,这恐怕也是DJI后续发展中想要保持团队竞争力,汪滔需要发挥自我驱动能力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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